1979年7月13日，国务院正式颁发了《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》等五个文件——即著名的"扩权十条"。这个看似寻常的文件，拉开了中国企业改革的大幕。

从"车间主任"到"企业家"

在"扩权十条"出台之前，中国企业的状态今天难以想象。首钢总经理周冠五当时管理着20万职工，却没有权力签字改造一个厕所。"企业的生产销售都是国家计划好的，就算要盖一个厕所，也要国家的计划中有专项的使用资金才能去盖。"这不是笑话，是当时的普遍现实。

1979年5月，国家经委等六部门选定首都钢铁公司、天津自行车厂、上海柴油机厂等京津沪8家企业进行扩权试点。两个月后的7月13日，国务院以五个文件形式正式放权：企业可获得一定比例的利润留成；可自主安排超计划生产；可在招工、干部任免方面拥有自主权。

效果立竿见影。首钢当年推行经济责任制，实行"三个百分百"，仅用几个月就让生产秩序焕然一新。1979年12月，首钢新二高炉投产，不到一年半收回全部投资。1979-1981年，首钢利润净额年均增长45%。

从"放权"到"释放"——一条延续至今的脉络

从今天的视角回望，"扩权十条"的意义不止于国企改革本身。它确立了一个核心逻辑：当组织获得自主权，创造力就会被释放。

这条逻辑一路延伸——从企业放权到个体放权，从国企承包到民营创业，从公司制到一人公司（OPC）。四十多年后来看，"扩权十条"可以理解为今天OPC生态的制度源头。它用事实证明：管得越少，活力越多；放得越开，创新越旺。

对OPC创业者的启示

对于今天的OPC创业者而言，这段历史有三点值得铭记：

第一，自主权是创新的前提。当年企业"扩权"后迸发的活力，与今天个体创业者拥有自主经营权的意义如出一辙。AI时代让个体具备了前所未有的生产能力，而自主权让这种能力得以变现。

第二，边界决定效能。"扩权十条"不是无限制放权，而是明确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边界。OPC创业者同样需要清晰界定自己的服务边界、能力边界和时间边界。

第三，制度土壤比天赋更重要。首钢的成功不是一个人的成功，而是一个制度松绑的成功。今天AI基础设施的成熟，本质上也是一种"制度红利"——它降低了个体创业的门槛，让更多人有机会从"被安排"走向"自安排"。

1979年的那个夏天，"扩权十条"写下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：信任个体，他们自会找到最好的路。 这个道理，在OPC时代依然闪闪发光。